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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初次提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該修訂草案關注職業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職業教育應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時對優化職業教育改革提供了相關舉措和意見。這是職業教育法施行20多年來的首次大修。
兩個月之前，2021年3月23日，教育部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做好2021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堅持職普比例大體相當。很多地方就此開始了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的分流改革，這意味著今年中考完成后，將有一半的初中畢業生無緣普通高中。
學生及家長們能否接受?職校出來的孩子們前途如何？法律和政策層面的改革不斷深化，也使得職業教育成為熱門議題。
誠然，中國目前的教育結構不盡合理：職業教育存在欠缺，普通高等教育存在不少問題。由此，對職業教育建設進行強化的改革思路我是基本贊同的，但從目前的執行手段來看還有待商榷。
采取普職比例一比一的“一刀切”政策，無論在一線城市，還是在制造業勞務需求大的省份，都不算是最優選擇。
“一刀切”地執行普職一比一的比例，效果或許不難預期，大量的資金和資源粗放地投入到職業教育中。如果生源不足或學生就業不好，將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這浪費包括職業教育所需要的硬件建設，也包括人力資源投入的增加。一旦風向轉變，職校里的這些體制內員工就會成為巨大的財政負擔；如果嚴格執行普職一比一的招生計劃，學生過多分流到中專，還可能導致普通高校的生源不足，造成既存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同時，如果職業教育對生源的吸引力不足，想讀高中的學生無從選擇，也會增加輟學率。
中國的公共決策機制特點鮮明，其中一條就是“部門立法”。“部門立法”的弊端有目共睹，最大的問題就是傾向于擴大部門利益。比如國土部門制定土地管理法，發起和組織起草者都是國土部門，最終的法規就會傾向于擴大國土部門的權力，壓低征地的成本。教育布局的調整決策由教育部門發起并執行，新增多少個學校就能安排多少個官員，建設多少學校就有多少預算支出，計劃越大意味著手下的資源越多。同樣的問題，存在于各行各業，全球規模最大的醫院，也都存在于中國。因為只要是公立醫院，領導就不會太在意效益。在這樣的機制下，如果職教部門組織職業教育建設，肯定優先照顧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與行業協會、產業界配合辦好職業教育。
促進產業升級，減緩產業外流，都與發展職業教育相關。但就職業教育投入的效果，應該審慎估計。目前的經濟態勢下，中國逐步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工廠從中國遷往東南亞和非洲，就像30年前工廠從西方國家和“亞洲四小龍”遷往中國大陸一樣。
決策者可能會預設，如果中國有更多高質量的產業工人，就會增加中國產業的競爭力，就會減緩一些產業的外移。但決定勞動密集型產業外移的，主要不是掌握專業技能人才的多與少，而是勞動力的成本。決策者應該清楚，當年外商來華投資不是因為中國的工人訓練有素，而是因為中國人力成本低、稅收優惠大。如今希望通過職業教育緩解產業外流是美好的愿望，至少應該多測算下職業教育投入的回報率。
談到職業教育，人們會自覺地想到學習歐美、日本的經驗，西方藍領的社會福利、匠人精神，以及社會地位。事實上，德國的職業教育雖好，但也并不完美，更重要的是可能并不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首先產業背景不適合德國模式。中國的工廠多數是美國式的，流水線為主，對工人的技能要求不高。而德國的工廠更為傳統，多是技能型的，產業也與技能工人的結構相匹配，例如精密儀器等附加值較高的產業較多。中國的工廠多數是美國式的，依賴大流水線，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不高。中國產品的品牌不如歐美，但價格優勢較大。中國沒有德國的培訓體系，更沒有德國的高附加值的品牌，也沒有精尖的技術。
其次，中國的制度環境與國外差異甚大，不利于職業教育和技能型人才的發展，并且很難看到可以改善的路徑。德國的職業教育機構天然與行業和市場更緊密，是一個從傳統行會基礎上加以改造形成的企業培訓加學校教育的雙元制體系。德國的行業協會，行業技藝一直有傳承，社會制度也基本穩定。中國幾百年來則經歷了社會制度的巨變、各種社會風波以及各種產業政策的試驗。如今中國傳統的行會都經歷過改造，行業協會作為從業者的自發性組織的性質不強。大部分行業的領導人都是有事業單位編制的干部。這對產業的處境，工人的權益和福利都有明顯影響。
其實在辦好職業教育問題上，企業與民辦教育投資者都有積極性，但制度環境如果不穩定，不能給行業一個可靠的預期，那很多政策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效果可能是傷害。
技能型人才的社會地位問題是目前職業教育所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這是一個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但中國的問題尤為嚴重，制度歧視最為明顯。
自高等教育大力發展的二十余年來，職業教育的地位一落千丈，各種制度安排共同形塑了技能型人才“低等”的社會價值觀。初中以升入高中、重點高中為榮譽，高中以考上本科和重點大學為成績。
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也大抵如此。以積分落戶為例，人才評價與學歷成正相關。與落戶相關聯的是購房資格、購車資格和子女就學資格。無論是體制內單位，還是國企和民營企業，晉升機制也往往與學歷相匹配。名校的高學歷人才，不僅可以跨專業就業，而且可以作為儲備干部培養。于是乎，在中國從事技能型職業，就直接被限定了社會階層。
無論是技能型人才，還是本應對職業培訓有需求的“打工人”，在中國的處境都更加困難。
階層困境強化了這種職業的榮譽感和認同度。中國幾十年來飛速發展，同時，發展的代價也為社會所承受。除了地產商，社會各階層都被房地產業洗劫，伴隨著互聯網與金融的結合，平臺經濟也迅速汲取社會財富，壓縮著各種傳統行業的利潤。
與早期工業化時代不一樣，人們不知道被誰剝削，找不到當面抗議的老板。中間階層生活艱難，技能型人才自然不會更好。
而傳統保守的德國則不同，他們沒有經歷這樣的房地產業的過程，甚至各產業也沒有被大量卷入互聯網公司。社會財富的分配相對均衡，基尼指數平穩良好。而在最近的大量移民進入歐洲之前，德國的藍領階層多數為德意志民族，無論是階層處境，還是種族身份，德國藍領都是“鄉里鄉親”，被歧視性不強。德國藍領的收入雖然沒有白領多，但他們并不需要學區房，也不會有兒童留守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重建中國技能型從業者的行業認同的難度非常大。
強化職業教育甚至可以設置一個預期的結構目標，但直接規定當年的招生比例是不可取的。最理想的狀態，應該從供方想辦法。教育部門引導和聯合社會資源先把職業教育辦好，有了好的口碑和社會認知，再吸引廣大考生報考也不遲。而不應強行推行普職比。
如何搞出好的、適合當下中國的職業教育，雖然不能說有現成的答案，但也有很多地方進行過有益的探索。職業教育更需要根據人力市場形勢、產業形式進行及時調整，但作為國家機關的教育部門并不擅長這樣的調整。在職業教育辦學上，應更多鼓勵產學之間的合作，尤其與民企的合作。相比教育部門和國企，民營企業更加理性和機動靈活。可惜的是，多年來教育部門與企業的有效合作不僅推進不多，而且時而出臺的一些政策，如免費教育，對職業教育的補貼預算，時常沖擊正常的職業教育培訓市場。
目前的制度環境對技能行業的發展極其不利。要發展和改善職業教育，單純倡導對工人的關愛不行，選幾個勞模作為代表也不行，真正有效的是在福利分配、資格認定等領域，盡量去掉不必要的唯學歷的制度安排，增加有利于技能型人才競爭的指標。筆者希望職業教育的發展步伐慢一些，改革審慎一些，重新總結過去幾十年各地職業教育的實踐經驗，走出一條多方合作、逐步優化的新路。
----來源：職教邦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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